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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国文:我为什么早就不写小说了 - 北京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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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国文:我为什么早就不写小说了
2016-05-31 09:24:10
来源:中华读书报
舒晋瑜

   

 批判不但屁用不顶,反而增大我的文学信念,巩固我的创作信心,而且支撑着我,无论怎样艰难困苦,无论怎样拿你不当人,也要坚忍不拔地活下来。

    萧军先生反问我:当一个作家对异性都不产生任何欲望的时候,你还指望此人再写小说吗?

  李国文转向随笔创作已有二十余年。

  在他大量的随笔创作中,《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》《中国文人的活法》《文人遭遇皇帝》等写的虽多为文人,却也是国人的一面镜子。写古代文人的命运,偶尔涉及当代,一笔带过。“从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到当今,文人遭遇的大环境也没有太大差别。古代学而优则仕,把文人害苦了,攀附权力成为文人基本的情结。文人应该离官场远一点,过去是这样,现在也是这样。”李国文说。在最新出版的《中国人的教训》(上下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)中,李国文试图对一个个中国古人个体命运的历史发掘、哲学思考、文学再现,让读者在借鉴古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同时,更多地感悟每个人今天的生活方法。

   几度疑死恶狗村

  【上个世纪的50年代,《人民文学》为文学期刊之翘楚,人所共知。李国文的处女作《改选》放在头条位置发表,自然是难得的殊荣。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,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而在国内形成风气的“干预生活”的文学潮流也就从此中止,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论著,都把《改选》列入此次文学潮流的代表作之一。】

读书报:曾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理论编剧专业,这一经历对您后来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?

李国文:我在剧专的科班训练,开阔眼界,获益良多。但戏剧化却是小说的死敌,这也是我后来文学作品中难以摆脱的胎里带的弊端。

读书报:处女作《改选》的发表是经谁手?

李国文1957年的夏天,我将一组稿子寄到《人民文学》,随后收到崔道怡先生的一封信,认为可用,并约我到东总布胡同的编辑部一谈,我去了。没想到,来了一屋子人,问这问那,似乎认为我还写过其它作品,于是我写了《改选》寄去,很快得到答复,说,原来的稿子撤下,先发这一篇,放在头条。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,这一步竟决定了我的一生。

读书报:经历了怎样的波折?

李国文:老天的作弄有时是很残酷的,成功与失败只是须臾间事。随后,我被发配到太行山深处修新线铁路,开山劈石,实施高强度的劳动改造,还有一言难尽的屈辱和折磨。起初,我以为我活不下去,或者即使活,大概也活不多久,后来,我不但活了下来,似乎还活得可以。

    《改选》七八千字,获罪二十多年,所以没趴下,所以没死掉,正是它能在《人民文学》头题发表给我带来的创作自信,这成了我必须活下去的动力。相信有一天当我重新执笔,会写出一些东西,而且还是说得过去、成个样子的东西,这是绝对可能的。因此,我特别相信那句名言,“人,是需要一点精神的。”物质变精神,精神变物质,我是深有体会,也是笃信不疑的。1999年,我应已故的丁聪先生之约,为他画我的漫画,打油一首:“学画吟诗两不成,运交华盖皆为空,碰壁撞墙家常事,几度疑死恶狗村。‘朋友’尚存我仍活,杏花白了桃花红,幸好留得骂人嘴,管他南北与西东。”其实正是这种内心反抗的写照。

  《改选》一出,舆情大哗,最滑稽者,莫过于一位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前辈,带头发难,在《文艺报》著文批判《改选》,他认为我的文笔老辣,应该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化名之作,那也太抬举我了。紧跟着,那时还是一个鸦鸦乌的小角色,后来鼎鼎大名的姚文元,也在《中国青年报》长篇累牍对我口诛笔伐,对此我一一笑纳,并以阿Q精神,借此证明我的写作能力大概属于“出类拔萃”的一拨,否则干吗那样咬牙切齿,恨不能食肉寝皮呢?诸如此类的批判,不但屁用不顶,反而增大我的文学信念,巩固我的创作信心,而且支撑着我,无论怎样艰难困苦,无论怎样拿你不当人,也要坚忍不拔地活下来。中国人习惯三十年为一代,而每一世代的更迭,都会随之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,这在我读过的那些史籍中是有据可查的。算一算账,试以二十加三十,难道我会熬不到五十多岁吗?

李国文还活着

20世纪70年代,中国进入了只有一个作家唱独角戏的年代,斯其时也,一方面是《诗经·小旻》里的那句“我视谋犹,伊于胡底”,弄到如此不堪收拾的地步;一方面是晏殊《浣溪沙·一曲新词酒一杯》中的那句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隐隐约约的异动,势必要来的转机,正在形成当中。那时,李国文已年过半百,开始构思在“大地、人民、母亲”这样一个母题下,来写《冬天里的春天》这部长篇小说。】

读书报:《冬天里的春天》的创作运用大量意识流、蒙太奇、象征等艺术手法,打乱了叙述节奏,穿插写作今昔之事,充满新意。写这部作品时,您是否觉得无论创作经验或积累已比较充足?

李国文:“新意”二字,也是我萌发重新执笔的念头,回到文学以来的始终追求。在这个世界上,所有的手工劳动都是永不停歇、或简单、或复杂的无数次重复,独有文学创作,对同为手工业者的作家而言,最忌重复,重复别人不行,重复自己更不行。所以,我在写作《冬天里的春天》时,抱定主意,尝试变换长篇小说的传统写法,不是按照人物成长,故事进展的ABCD时序,逐年逐月,一路写来,而是打乱顺序,时空交错,以CBAD,或BDCA的架构,通过主人公两天三夜的故乡之行,来叙述这个延续将近四十年的爱恨情仇,生离死别的故事。这种写法,至少那时的中国,在长篇小说领域里,还没有别的同行在做类似的实验。因此我想,这部并无多少过人之处的作品,若不是写法上的这点“新意”,会入评委的法眼吗?但是,对这种时空错置,前后颠倒,故事打散,多端叙述,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,东打一枪,西打一炮的碎片化写法,能不能得到读者认可?我一直心存忐忑。直到审稿的秦兆阳先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(很遗憾后来不知被谁借走,遂不知下落),约有十几页,密密麻麻,语重心长,表示认可的同时,提出不少有益的改动意见,并腾出自己的办公室,让我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,集中精力修改,我这才释然于怀。现在看起来,读者的智商,常常为我们作家所低估,其实,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情,用不着啰嗦再三,喋喋不休,一个词汇足以表达的意思,用不着卖一赠二,重床叠屋。如同中国画的留白一样,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,用不着怕读者不能够心领神会。此书问世以后,在这种写法的改变上,始终得到读者的大度宽容。

读书报:70年代末,您的短篇小说《月食》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文坛关注,当年就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能回忆下当时的反响吗?

李国文:实际上,《冬天里的春天》完成在先,出版在后,《月食》写作在后,发表在先。所以,80年代初期,《月食》的影响比较大些。我也不知《人民文学》的涂光群先生从哪里打探到李国文还活着,跑来约稿,那时,我一家三代人挤住一间半屋子里,他一来,屋子便满了。盛情难却,唯有应命。那时,我的《冬天里的春天》已经脱稿,循着“大地、人民、母亲”这样一个母题,驾轻就熟,写出来《月食》。尽管人物、故事、情节、内容,两者大相迳庭,但《月食》实际上等于《冬天里的春天》的缩微版,因此,很受在解放区生活过的老同志赏识,甚至被问过,“你是晋察冀几分区的?”

  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,莫过于北影导演水华先生,有意要将《月食》搬上银幕时,约我与当时还健在的钟惦棐先生对谈。他用车先来拉上我,再去接钟先生。他一上车,水华先生为之介绍,这就是写《月食》的李国文,我和他都坐在后座,他侧过身子打量我一番,然后第一句话就说:“你的这篇小说,可让我流了不少眼泪啊!”

茅奖的事全忘了

读书报: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哪里颁奖?谁给您颁的奖?当时是否六位获奖作家都上台领奖了?

李国文: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是1982125日。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的,那天天气不错,晴朗无霾,但遗憾的是,那时我所属单位为中国铁路文工团,与首都文学界少有来往,偶尔碰到一起,寒喧几句,姓氏、名声、面孔、职务,常常吻合不到一起。所以,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兖兖诸公,究竟有几位,又是哪几位,失敬得很,真是记不起来。而主持者谁,讲话者谁,授奖者谁,我是从哪一位前辈手中接受这项荣誉,实在有点对不起,三十年后的我,对于这次盛会,在记忆中已成空白。我也努力在网上搜索,能够找到的,仅有一张照片,站在最左边的那个高个子,就是本人。我很讶异那时的我,一副木然的表情。后来才悟出来,大抵旱得太久的庄稼,即使等到迟来的风调雨顺,成活也许不是问题,但精气神的振作,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了。命也运也,夫复何言?

读书报:我又重翻了《冬天里的春天》,这部作品穿越了三十多年的时光,仍然能够打动我的内心。您会回头去看自己的旧作吗?

李国文:第一我不那么自恋,第二除了编书和校对的必须外,我认为有读旧作的功夫,还不如写新作。所以,《冬天里的春天》出版以后,偶尔翻翻,有,从头到尾地再读一遍,没有。三十年过去,这部作品的人物、故事、情节,已经逐渐淡化,记忆模糊,也只好无可奈何了。我记得有一年和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对话,问起他笔下曾经写过的几篇有关中国风物的作品,因何而来?他的回答干净利落,一,我老了;二,我写得太多太多;三,我忘了。那时的莫拉维亚也就七十出头、八十不到的样子,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,年纪要更大些,但他最后“我忘了”的答复很精辟,被人遗忘,或者,被自己遗忘,也是绝大多数作家和绝大多数作品的最好下场。因此,对于某些前辈,某些同辈,也许太过自恋的缘故,忙不迭盖个文学小庙把自己供起来,也只有掩口葫芦而笑了。

读书报:上世纪80年代末,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。您的思想在此前后产生了怎样的变化?

李国文:作家也许是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,“伤痕文学”和“反思文学”70年代末已现端倪,随后,新时期文学开始出现旺盛的势头,一发而不可收拾,那时文学书籍的印数,动辄以数十万计,与当下寒酸到不好意思在版权页标出印数有天渊之别。这其中既有文革十年的空窗期后,读者对文学渴求强烈的因素,也有复出作家的努力回归,以及知青作家来势汹涌而产生的影响,于是那几年里,佳作问世,口碑载道,名家名篇,洛阳纸贵。现在回过头去看,大有看自己孩提时的照片那样,对那时写作的幼稚,粗糙,浅显,笨拙,甚至不堪卒读,也只好哑然失笑,撇在一边。当然,学步时蹒跚是行走的最初阶段,谁也回避不掉,所以也无需自卑。那时的作品,完成了那时读者的需求,也就算完成任务。但如果看不到文学在日日新、又日新的前进过程中,如果看不到中国人习惯以三十年为一代,过去完成时,硬要掺和到现在进行时中裹乱,那就难免要贻笑大方了。

有人高兴,有人跳脚,足矣

【熟悉李国文的读者发现,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在完成《垃圾的故事》之后,他突然转向了随笔散文。《文学自由谈》、《随笔》《当代》和《人民文学》均开过他的专栏,一发不可收拾。他为什么不写小说了?】

读书报:为何告别小说创作?

李国文:凡文人,无不具有浪漫气质,古今皆然。不过只是量的不同,质的差别而已,而同是浪漫气质,具体表现到各个年龄段的作家身上,也是在不停变化之中,所以写诗的人,多青年,最浪漫,写小说的人,多成年,浪漫则次之,写散文的人,写随笔的人,年岁要更大一些,浪漫则次而次之了。因此,作家的浪漫气质,在其全部创作史中,就得经历由躁动的气体状态,洋溢满盈,踌躇满志,到激动的液体状态,汪洋恣肆,波澜起伏,再到以静制动的固体状态,凝重沉稳,泰然安详这样三个阶段,然后,大概就该画其人生的句号了。记得多少年前,我随萧军先生访问港澳,闲谈时曾问过他老人家:您在《八月的乡村》《五月的矿山》以后,为什么就此搁笔了呢?他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反问我:当一个作家对异性都不产生任何欲望的时候,你还指望此人再写小说吗?看来,写小说是需要浪漫的,你已经木了,你已经乏了,你已经是熬过两回的药碴,你还以为自己是恐龙,你还以为自己生活在侏罗纪,你还要把小说进行到底,那就等于拿读者开心了。

 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,我写了我的最后一篇小说《垃圾的故事》,寄给了《上海文学》的厉燕书大姐,就和这种文学题材告别了,从此转向随笔创作,直到今天。

读书报:从一个有才华的小说家转向随笔创作,您认为这种转变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?

李国文:说实在的,既不是偶然,也不是必然,而是我写不过人家,就识相一点,退出小说领域,不再瘦驴拉硬屎,在那里强撑着了。当然,努努力,也未必写不出来,也未必写得太不好,但太费力气了,没有那么多浪漫,还要挤出浪漫,就是伪浪漫,这些年来,这样的小说实在不少,我就用不着再去凑那份热闹了。因为,此前我一直应《随笔》的杜渐坤先生约,和《文学自由谈》的任芙康先生约,陆陆续续以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存亡为题,发表过若干文章,出版过几本集子,渐渐有点影响。这收获真得感谢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古籍重印,是我那些年里唯一可以精读死啃的书籍,也成为我日后写作文史随笔的基础。

  我始终认为,写作是一门手艺,更是一门谋生之道,放弃小说创作以后,作为一个手艺人,总得干些什么,于是改弦更张,另找饭辙。好在我的同行在古籍(特别在史料方面)的阅读和收藏上,并不比我更多,所以笨鸟先飞,积微致著。这些年来,文史随笔写得还算得心应手,正因拥有的都是真材实料。

  当有了一把年纪以后,浪漫气质已经接近于零状态的人,钻进故纸堆,也许是一个不坏的选择。

作家和作家比的是语言

【不可计数的中国文人中,既不乏流芳百世者,亦不乏庸碌无为者。这些饱读诗书满腹才情的文人,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,是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,还是壮志难酬?对于中国文人的观察与剖析,也许只有李国文才能做到如此的深刻幽默,如此的酣畅淋漓。】

读书报:《中国人的教训》体现了您一贯老辣的文风,以古知今,以史为鉴,更有您自己独特的见地。写作此类随笔近三十年,是否早已游刃有余?评论家认为是“当代将学识、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作品之一”。能否谈点经验共享?在语言上您有怎样的追求?

李国文:一个作家的文学才能,有其长必有其短,其作品自然也就有人说好的同时有人说差,评价各个不一的原因,因为对文学的优劣,很难进行量化比较。我在《小说选刊》工作的时候,一个只是属于我私人的读稿习惯,比较关注语言。作家与作家比,比什么呢?有人说比思想,有人说比真实,有人说比典型化,有人说比技巧,比来比去,人言人殊,很难分出高低。惟有语言具有量化可能。虽然也不甚可靠,第一,不大容易做到统计学上的精确;第二,一篇两篇作品,不足以概括作者的全貌。所以秘而不宣,只是私下的看法。那时,我的职业就是阅读别人的小说,那不是一桩好差使。所以,我从作品的语言入手,一是注意词语的重复出现频率,一开始也许会忽略,老在你眼下跳出来,就要警惕了。如果不是这个作家词穷语拙,囊中羞涩,那就是疏于推敲,仓卒成章了。二是关注作品中,新鲜的,流行的,市面上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词语,有,还是没有?有,说明这位作家活在当代,如果没有,当然不能认定这位作家远离现实,但语言是最能体现出时代感的文字符号,这点文学修养都不具备,大概是需要补课了。三是看这个作家对于古早词语的使用上,是否准确到位?是否恰到好处?既可以看出这位作家的学养,也可以看出这位作家驾驭文字的能力。

我是这样要求别人的,自然我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。

读书报:今年有哪些书出版?

李国文:这些年来,差不多用了两年功夫,一直在注释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,包括原著和释注,约50万字。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认可了我的这种尝试,将在今年推出。注释古典著作,向来是专家的事,权威的事,但不知为什么,一直到今天,这部志异体小说,称得上为中国文学空前绝后的奇葩,始终被冷落着,闲置着,遂不揣冒昧,越俎代庖,以作家之见,试着来诠释这位大师的作品。一是希望大家关注这位了不起的文学大师,二是希望大家能从这位大师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中得到启发,三是希望大家写作之余,将目光投射到古典文学方面,为弘扬传统文化做一些事情。

太阳、空气、水和网络

读书报: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互联网?利用率高吗?

李国文1997年的春天,三天两头的风沙,是那时北京的典型天气,我拎着《冬天里的春天》的书稿,顶着扑面沙尘,来到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,试试我的运气。传达室的人指着我的手提袋问:“稿件?”我点点头,“小说?”我又点点头。于是他说:“进门,上三楼,往左,第一个门。”初稿约有60万到70万字的样子,若以400字一页的稿纸计算,起码有两千来页,只好装进跑单帮常用的蛇皮袋里。到底是大出版社的人,有眼力,没把我当作二道贩子给轰出去。

  如今,进入网络时代,只须一键,整部书稿就直接到出版社责任编辑的信箱里了。所以,我这把年纪还能赶上网络时代,真是一大幸事。

读书报:您用电脑写出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?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?

李国文:八十年代末,作家时兴换笔,邓友梅、谌容、张贤亮开始用电脑写作,他们是先行。随后,王蒙、叶楠、梁晓声和我也进入这一领域。因为分不清NNG的汉字拼音,我只能死记硬背学五笔,人称四十不学艺,快六十的人还在那儿呀呀学语,难免有人笑话。我用五笔敲出了我的第一篇散文《秋天的感觉》,从这天开始,我不再爬格子,而是从电脑上一键一键地感受到秋天沉甸甸的收获。

  进入网络,则是21世纪来临前后的事情了,虽然那时上网速度慢,上网费用贵,然而那是一个崭新的、你从来不曾想过如此靠近你的世界,一个辉煌的让你感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和狭隘的世界,一个推动着你必须跟头把式,跌跌撞撞才能追赶得上的世界。所以绝对值得投入心力,绝对值得花费时间,因为那也是一个绝对会给你丰厚回报的世界。

读书报:您愿意怎样评价网络?

李国文:我在想,网络将会像太阳、空气、水一样,成为当代人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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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网友评论】
 匿名用户 发表于 2016-11-10 19:46:49:

  1
 匿名用户 发表于 2016-11-10 19:38:41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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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匿名用户 发表于 2016-11-10 19:38:41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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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匿名用户 发表于 2016-11-10 19:29:36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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